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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：2025-07-12 05:30: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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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杨宪益
或许由于保密的考量，这两部自传对于那段隐秘的工作经历描述颇为简略，篇幅均不超过两千字。“为彭真同志工作”（相比之下，杨宪益的自传则是按照年代顺序进行叙述，将此章节置于“第三十一章”）。
纵然如此，倘若将两者相互对照着阅读，关于昔日秘密战线上的诸多细节，也便能大致窥见一二。
01
据两位自传所述，英若诚投身此行的时间相较杨宪益而言，提前了数年，具体是在1952年。
当时，对台工作是重点。英若诚的海外联系，特别是由于他的父亲迁往台湾，这或许是他被选中的一大关键因素。
在自传中，英若诚回忆道：“那时的台海局势异常紧张。”他的父亲抵达台湾不久，便通过在天津从事商业活动的熟人，向我们寄来了一些微薄的资助。
遗憾的是，关于这一工作何时“告一段落”，英若诚没有说，但从“在将近十年时间里，我被准许接触大量的英文读物”看，他至少干了有“近十年”。
杨宪益于1958年踏入此行，遗憾的是，他的职业生涯仅维持了三年时光。
颇有趣味的是，冯亦代踏入此行当亦恰逢同年，这或许缘于“反右”运动之后，组织对相关领域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。
英若诚
英若诚踏入演艺圈的契机，与杨宪益如出一辙，皆源于一位素未谋面的“神秘人物”的突然造访。然而，英若诚紧接着便被引领至一个陌生的地点，得以一睹“彭真同志”的风采；而杨宪益则是在“最后的晚餐”上，方才真正领略了这位“神秘人物”的上司——一位年轻男士的风采。
两人的直属领导职位悬殊，由此亦能窥见他们在秘密战线上所处的不同层级。
从自传看，两人“从业”的时间虽有先有后、有长有短，但被安排的任务基本相同，用杨宪益的话来说，就是通过“接触一些特殊人物”，“为党收集消息和意见”。而英若诚则在自传中较为详尽地记述了“彭真同志”的当面指示：
“业已审阅了你所列的外国同学与熟人的名单。”他启齿道，“若能获得你的协助，此举将对国家、党的利益，以及我军的发展大有裨益，尤其是在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纷纷扰攘之际。”
面对他的提议，我感到有些茫然，回应道：“实则我对政治一窍不通，不知该如何着手。”
“当然可以。”他回答道，“我们并非要求你承担过多责任，只需维持与他们的联络，留意他们的动向，特别是对重大事件的反应。一旦有任何情况，请立即通知我们，以便我们有所准备。毕竟，我们不会盲目行动。”
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，英若诚与杨宪益二人，因被疑有“里通外国”之嫌，却得到了组织上如此重大的信任与委以重任，这无疑是对他们的一种特殊认可。他们内心深处对新中国和共产党怀有深厚的热爱，因此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贞，消除身上的疑云，他们的工作热情自然十分高涨。
雷音女士于《杨宪益传》一书中，经传主亲自审定，如此记载道：
他深觉肩负重任，这代表着党对他的再次信赖。在夜以继日地翻译着种种资料，不论其有用与否之际，他亦利用晚间的闲暇和周末时光，积极拓展社交圈，参与各类社交活动；他严格遵守组织的指示，对与外国友人的每一次交谈内容，都如实向上级汇报。
事实上，组织层面对他们这种心理状态及其所激发出的工作热情，早已有了深刻的洞察。因此，观察所选对象，组织显然更倾向于那些身上存在“疑点”甚至“污点”之人。这些“疑点”或“污点”不仅赋予他们某种“隐蔽性”，亦有助于他们悄无声息地搜集“同类人”的情报。若由所谓的“里通外国”之人搜集海外人士的情报，而由“右派分子”搜集同属“右派分子”的信息，其中便包括冯亦代等人。
杨宪益、戴乃迭（年轻时）
无疑，为了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，组织方面也提供了相应的职业与生活福利，竭力为他们排忧解难，消除后顾之虑。
在这问题上，英若诚在其自传中仅以寥寥数语带过：“他们通常会先电话通知，随后派遣车辆来接我。我常被邀请共进晚餐，而餐桌上的话题则随时事变迁而有所不同。”简言之，便是如此。“派车接送，边吃边谈”——诚然，这与秘密工作的特性相契合，然而，其表述显然过于简略。
幸而杨宪益对此有着详尽而具体的阐述，让我们得以一睹当年秘密工作者所享有的各项福利待遇。
首先，“一位神秘人士慷慨地将位于市区的、带有庭院的古老宅邸借予了杨宪益。他解释说，因朋友出国，这座宅邸恰巧闲置。于是，我们得以即刻迁入其中，告别了单位的宿舍楼。”
当然这一“待遇”并非只针对杨宪益，冯亦代也曾说，“卧底”之后，由“一间不到十平米和一间可以容得一床一桌二椅的地方”而“住进了二居室的宿舍”，可见组织上对从业者的住房问题是非常关心的，至于住房大小、租赁还是分配等等，则会根据各个从业者的具体情况包括工作需要等加以通盘考虑。
其次，正值我国面临三年困难时期，然而在那段隐蔽的工作岁月里，得益于一位“神秘人”的助力，杨宪益得以定期获得牡丹牌香烟、五粮液及泸州大曲、鲜嫩肉品与香肠、带鱼以及其他各式罐头水产或肉类……（邹霆著，《永恒的探索——杨宪益传记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版）
杨宪益所享有的“特供”，固然与他在家中接待外籍人士、借此搜集信息的工作性质紧密相连，然而，这无疑也彰显了组织对其个人生活的深切关怀。
这方面的情况，在主要依靠“串门”获取信息的冯亦代的《悔余日录》（河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）中亦有记录：在工作成绩获得肯定之后的一九六一年，冯亦代得到了“一些费用，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，也可以用”，之后是调整工资，恢复十五级每月一百二十四元。
冯亦代和郑安娜
第三，家人生活受特别关照。
在迁居之后，首要之务便是为三名子女办理转学事宜。长子杨烨顺利进入了北京市第五中学，开始了高中的学习生涯；大女儿杨荧则转入了北京女二中，继续她的学业旅程；而小女儿杨炽则选择了离家最近的船板胡同小学，以便就近入学。《杨宪益传》。
冯亦代的日记中提及，组织曾与他进行了深入交流，探讨如何协助冯浩（冯之子的升学事宜）以及冯陶（冯之女加入共青团的问题）。显而易见，杨家子女的转学事宜似乎受到了一位“神秘人”的暗中协助。
住宅、财富（甚至包括那些当年需凭票证方能购得之物）、子女……这样的工作福利，即便放诸今日，亦显得极其丰厚且极具诱惑力。而回望那段艰难岁月，尤其在政治上获得了一种“归属感”，其吸引力更是不言而喻。
杨宪益加班加点工作。“根据组织的规定，需真实详细地向‘上级’报告与外籍友人的每次对话内容。”杨宪益撰写自传时，直言不讳。在那段时光，自1958年至1960年，我们欢快地度过了三年的时光。。
颇引人注目的是，在各自的回忆录中，英若诚与杨宪益都对自身的“工作成就”给予了较低的评定。
英若诚曾言：“我应允了彭真的请求，然而实际上，我在其中并未发挥出显著的作用。”
杨宪益言道，“在那三年时光里，我如实向那位身份成谜的联系人陈诉了我的工作进展，然而他们对于我的汇报似乎并不甚关心，想必是感到颇感失望。”
然而，从组织层面对于杨宪益的“考评”来看——这一点在英若诚的自传中亦被称作一个“盲点”——他的汇报所引发的，又岂止是组织上的“失望”之情。
上世纪40年代，杨家人在重庆。二排左起戴乃迭、杨母、杨敏如、杨苡，后排左起杨宪益、罗沛霖、赵瑞蕻
02
在杨宪益的自传中，对他在组织层面所取得的业绩进行的“考评”部分，堪称最为波澜壮阔、生动传神的篇章之一。
踏入一九六零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而至。他们诚挚地邀请我共进晚餐，畅谈心事。那日的宴席丰盛至极，气氛更是洋溢着真挚与热情。
餐后，我的主人——一位年轻男子，我们鲜少交集，然而他分明是那一群人的领导者——突然向我询问对历史人物曹操的见解……
骤然听闻他提出如此奇特的问题，我心中不禁一惊。然而，我仍旧回答道，曹操乃一代枭雄，我对他的个性情有独钟。他钟爱诗歌、佳人以及美酒，天赋异禀，才情横溢。
我的主人以令人捉摸不透的语调言道，他早已预见我会对曹操情有独钟，只因那曹操老谋深算、诡计横生。他继而补充道：
“你的性格似他。”
他忽然改变话题。
“杨先生，我听人提及，在解放之前，您曾向友人提及一句成语‘狡兔三窟’，这事儿当真吗？”
我回应道，我确实曾言及类似之语。那是因为在生计维艰的时期，我不得不身兼数职。我在国立编译馆担任翻译一职，同时也在多所大学授课。
“很对。”他打断我的话，“不过，这话还有别的含义吧，不是吗？‘三窟’可能是指国民党、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。你是不是同时在为三方面工作呢？”
我惊愕至极，竟至语塞。未曾想到，他们竟然深信我身负双重身份——表面上一如忠诚的共产党员，暗中却为外国的某个神秘机构效力，扮演间谍的角色。这份背叛让我深受伤害，心中不禁涌起无尽的愤懑。
他语气冷漠地宣称，此刻正是我全面坦白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分。
我愤然离去，他们便驱车将我送返家中。
第二天早晨，他们派人给我送来一大沓书写纸，供我写彻底交代的材料。我气愤地在第一页纸上只写了十个字就把那沓纸退了回去。我写的是：
路遥知马力，
日久见人心。
杨宪益、戴乃迭（年轻时）
勤勉不懈地耕耘了三年，杨宪益未曾料到自己会被组织定性为“双重间谍”，这恐怕也是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无法完全理解的谜团。
伴随着冯亦代等“卧底”信息的逐渐曝光，即便是非专业人士，亦能清晰地看出，组织层面的判断无不建立在严密的逻辑之上，显得合情合理。
起初，在承接“神秘人”所赋予的使命时，杨宪益便已显现出了些许“破绽”。
那位神秘人物向杨宪益透露，在解放前，他凭借几位外国友人的帮助，尤其是西方外交官的支持，为中共地下组织搜集了国民党的机密情报。中共对他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认为其工作成果显著，因而决定再次赋予他这项重任。
对于此，杨宪益或许感到几分得意，认为自己独特的“一技之长”得到了组织的认可与赞誉。
实则，组织内部对他解放前那段过往始终抱有疑虑，“肃反”时期亦曾对他展开调查，然而最终仍旧未能确切判定他是否为双面甚至三面间谍。然而，有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，即杨宪益拥有从事秘密工作的丰富经验。
然而，在与“神秘人”的首次会面中，杨宪益便违背了秘密工作的一条基本守则，他向“神秘人”直言道：
解放前，我和地下党接触的事，我是连妻子乃迭都瞒着的，因为我不愿她卷入危险。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我要把你的建议和她商量一下然后再决定。
“卧底”冯亦代直到迟暮之年都坚守着秘密工作准则，坚持“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……连老婆也不能讲”，而杨宪益这个曾经从事过情报工作的“老手”，竟然违背“垂直领导”“单线联系”的纪律，“委婉”地提出让妻子加入，这不能不让组织起疑，更何况在组织看来，戴乃迭本身就有英国间谍的嫌疑。
青年戴乃迭
紧接着，杨宪益的“汇报”中亦显露了些许“破绽”。
杨宪益所言“神秘人”对其“汇报”的反应似乎并不热切，他们恐怕是感到颇为失望，此言并非毫无根据。
事实上，自“神秘人”将他的“汇报”从最初的定期形式转变为不定期，再从书面形式转为口头表述，《杨宪益传》那时，杨宪益便应察觉到他所进行的“汇报”并无实质价值。
然而，他自诩忠诚，实则“如实汇报”，却未曾察觉到，“汇报”内容空洞无物，未能揭示出他所交往的“外国友人”中隐藏的敌特分子任何线索。在组织眼中，这种行为非但不是忠诚，反而可能成为他间谍嫌疑的根源。
——实则，我直至“卧底”身份曝光及“聂档”解密之后，方逐渐领悟到这一点。由此，杨宪益“汇报”之谜亦逐步浮出水面，得以逐渐揭开。
自“卧底”与“聂档”事件接连曝光于众之后，杨宪益必然对那段鲜为人知的秘密工作历程进行了深刻反思。
赵蘅著《杨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》日记体（三联2011年版）一册文献中记载，提及“聂档”解锁之际，即二〇〇九年四月三日，在杨家发生的一段对话：
妈（杨苡）指着我对舅舅说：“她说我向着李辉，其实我是说那时不叫告密，叫汇报。”舅舅说是啊。
接着舅舅却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那时也叫我揭发赵学龄（杨宪益在外文局的同事，曾任《中国文学》编辑——笔者注），找我好几次，我没理。”
从逻辑层面来看，杨宪益的论述从“那时不称告密，而谓汇报”突然过渡至“揭发”，确实显得有些生硬，以至于赵蘅不得不以“却说了……”来表达其感受。
然而，从杨宪益的视角出发，其思考并未经历显著的“飞跃”。他实际上是在进一步阐释，“汇报”并非等同于“告密”，与“告密”相仿的，乃是“揭发”，而他本人未曾有过向同事“揭发”行为的记录。
换句话说，杨宪益似乎意在暗示，彼时的“如实汇报”并未涉及“揭发”或“告密”的要素。
不妨进一步审视杨宪益在囹圄中的“交代”——那在枪口压力下的“汇报”。
所谓“交代”，自然涵盖了自我坦白与揭露他人。即便面对“不交代便遭枪毙”的严酷威胁，杨宪益亦仅能在绝望之中，将解放前后所结识的所有亲戚与朋友的名字悉数列出，并对他们与我之间的关联逐一详述。由于无从揣测当局究竟对哪些人感兴趣，他耐心地罗列了一百名中国人与五十名外国人的名字。（《漏船载酒忆当年》）。
然后，“我把他们一个人写了一段，比如：我的妹夫罗沛霖，比我大一岁，上海交大毕业，学电机的，去过一趟延安。我说的都是好话。就一个人一个人那么说，大约每个人写二百字左右……他们看了以后也是很不满意”（李辉《杨宪益与戴乃迭：一同走过》，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）。
在不交代就杀头的严峻时刻，杨宪益尚且“说的都是好话”，而决不“揭发”乃至“构陷”友人，正如黄苗子在《奇文不可读》一文中所说：“昔金圣叹有言：‘杀头，快事也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，不亦妙哉！’个中境界，宪益有焉。”（《永远的求索——杨宪益传·小序》）
尽管如今重读此评价，仍能让人回味无穷，但就杨宪益而言，这样的评价总体上仍是恰如其分的。
当然，最深知杨宪益品格与境界的，非戴乃迭莫属。即便在她身陷囹圄，被迫揭露杨宪益罪行的压力下，她依然坚定地表达：“他乃世间最优秀之人，毫无罪愆……”《杨戴夫妇：共度人生》
戴乃迭和女儿
审视杨宪益在狱中所述的“交代”，再对照他昔日所进行的“如实汇报”，不难察觉其“汇报”所能带来的价值究竟几何。“世界上最好的人”断然不会从事“揭发”、“告密”乃至“构陷”等卑劣行径。
若“汇报”中缺少了“揭发”、“告密”或“构陷”的要素，其在当年秘密战线上的作用将何在？除了作为反证来质疑其间谍身份，还能有何证据价值？
第三，戴乃迭的漏洞。
真正促使组织向杨宪益坦白心迹的，据现有资料分析，恐怕是一封戴乃迭所写的信件。
此信，虽非“暴风雨突降”之唯一直接诱因，却无疑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环。
昔日，《中国文学》英文版团队的领航者唐笙，于1999年接受雷音的专访时，追忆道：
1959年，彭德怀遭遇变故，戴乃迭从外电报道中得知此消息，随即撰写了一封书信，正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她在信中写道：
“彭德怀同志的事情究竟有何隐情？我们在此辛勤工作，同样是血肉之躯，为何不有人向我们透露实情？”
那时，我们方始知晓彭德怀的事迹。我们行事一贯低调，未曾涉猎或议论任何相关内容。我的职责仅限于将这封信件译成中文，并呈递给上级。此事中，杨宪益恰巧处于中间位置，因而领导对他产生了不悦。
可以想见，“神秘人”看到这封信时绝不会认为这是戴乃迭政治上的无知，其职业的直觉只能告诉他们：
这位英国间谍因未能及时掌握高层变动中的关键情报，心中焦急万分……为了遏制潜在情报的泄露，组织层面不得不对杨宪益摊开底牌，这才上演了要求杨宪益“交代”的那一幕高潮迭起。
文革时，杨宪益被指控为“特务”，入狱。在1968至1972年的四年间，照片记录了其出狱后与戴乃迭的温馨合影。
03
然而，当初邂逅那场精彩绝伦的场面时，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疑惑。
组织既已判定杨宪益为外国间谍，并要求他“全面坦白自己的所有行为”，然而在自传中，他却提及“随后我们选择不再与那些神秘的同志有所联系”，仿佛是自行抽身，且语气庄重地使用了“我们决定”这一表述。
然而，经过上述的“比对”阅读，那些“纳闷”之处也逐渐明晰起来。
在秘密工作的领域内，一旦揭露双重间谍的身份，组织通常不会急于将其“一棒子打死”。所谓的“责令其彻底交代一切行踪”，实则旨在促使他们完全转变为己方力量。
换言之，当时杨宪益仍有机会继续留在组织之中，前提是他必须展现出对组织的无比忠诚，并全力以赴以取得“成绩”，以此证明自身的清白。
杨宪益以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”之语表明其与“神秘人”关系已断，由此可窥，他退出之举实为自觉之举。
主动选择退出，表面看似容易，实则不然。退出之际，亦意味着那座房子、那笔票子以及其他种种工作福利的随之丧失，这对于任何人而言，都非轻描淡写之事。因此，这必须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、郑重其事的“决定”。
事实亦昭示，那段所谓的“愉快”时光，随着杨宪益的毅然决然离去，终究画上了句点。
一周之后，那位“神秘人”面带略显羞涩的笑容，对杨宪益娓娓道来。
很高兴与您相识，但遗憾的是，我的朋友——也就是那座房子的主人，最近刚从海外归来。因此，我们不得不重新收回那栋房产。请问您何时方便搬迁？
也是在一九六〇年，杨烨高中毕业报考北大，达到了北大录取分数线，但最后被另一个分数不如他的干部子弟取代，他只能就读北京工业大学。
至于杨宪益的“特供”，那些烟酒鱼肉等物自然也都“退出了”。
戴乃迭与杨烨
这或许正是杨宪益在戴乃迭眼中被视为“最好的人”的代价之一，而这种代价，是许多人难以承受的。
杨宪益决定退出。
然而，杨宪益竟得以“全身而退”，这实乃令人难以置信。
按常理推断，一旦投身于秘密工作，便非同儿戏，岂能轻易抽身，更遑论“全身而退”。直至“文革”时期，方才被投入监狱，被迫交待。此事的离奇程度，简直超过了“反右”期间杨宪益虽写下“反诗”却未被划为右派的现象，令人难以置信。
我尝试以“戴乃迭持有英国国籍，若处理不当，恐引发国际层面的影响”进行阐述，然终究感觉略显勉强。
晚辈 杨戴
近日在“比对”阅读中旁及雷音的《杨宪益传》，读到冯亦代一九九六年谈杨宪益当年为何未被划为右派的一段话，才豁然开朗：
当时未能遇见他，实属无奈。若非他，这家外文出版社恐怕将被迫关闭。至于英文部分，固然有人才可以承担翻译工作，但若要完成定稿和润色，非得依靠他不可。外国专家对中国文化往往感到困惑。正因如此，有人为他发声，力挺他的作用。
鉴于冯亦代已揭露的独特身份，如今回顾，这段话显得尤为可信。
此外，从语气及用词上分析，那段赞誉杨宪益“不可或缺”的表述，极有可能正是那位为杨宪益发声之人所直接言说的原话。
冯亦代虽未点明那人究竟是谁，但依据当时的局势推断，此人绝非外文出版社的负责人，其身份显赫，地位可能还在“彭真同志”之上。
实则，他所谓的拒绝与杨宪益接触的借口，并未充分，明眼人一望便知，这不过是为其“庇护”杨宪益的借口罢了。
那个替杨宪益“讲了话”的人究竟是谁，不好推测，只能有待将来解密了。但我直觉，在杨宪益“退出”秘密战线时，那人一定再次替他“讲了话”。
自“水流云在”至“漏船载酒”，伴随着杨宪益那段充满波折的秘密工作生涯渐次展开，我不禁回想起他在1994年接受雷音采访时所发表的一段言论：
钱钟书先生并不热衷于交友，他沉浸在书海之中，颇有书呆子的风范，对政治事务亦不甚关心……然而，在众多交往中，他唯独看重两位，一位是向达先生，另一位便是本人。他唤我“小杨”。尽管我在年龄上不及他，他却对我格外器重。
而我则想说，杨宪益好交友，不光看书，也关心政治，但他还是个“书呆子”。“小杨”虽然是“最好的人”，但“在政治上还很不成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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